[38]即便是著名的1616年与国王的冲突中，也同样隐含了政治斗争的嫌疑。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宪法经历过了多次修改，而这些工作从一定程度反应了中国在不同时期与苏维埃和西方国际政治思想标准接轨的希望。广大人民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2条）行使国家权力，但CCP则通过宪法第一条行使人民民主专政。

虽然宪法不应该完全局限于文本范围之内，但我并不完全认同强世功关于成文宪法理念扭曲了"专制"与"极权"政体合法性的观点。美国的联邦政府是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很短的时间内，由前殖民地的的领袖们通过谈判而形成的，而那些美国开国元勋们谈判议定的条款则以《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形式被书面记录了下来。借鉴Kenneth C. Wheare的 《现代宪法 （Modern Constitutions）》，强世功主张用更加灵活的思路去看待宪政问题，因为单一的书面宪法并不足以体现宪法的现实功能。文化大革命过后，出于对权力过度集中的担忧，1982年邓小平主导修订的宪法将原先高度集中的三项权力重新分配到不同的的政府机构内。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法学术界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宪法理论观点去考虑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变化并回应各种对中国政法体制的批评。

美国内战后的重建修正案(Reconstruction Amendments) 虽然是成文的，但是这些重建修正案的实际实施却用了将近一个实际才完成。本文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并呼吁宪法学应当从中国现实的宪政生活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宪政原理和制度。当然，它也有搞掉个别宪法条文的例子，惠尔就曾明确指出：惯例表现它们的效力的第一种方式是废止宪法的某个条文。

前文的探讨已经表明，宪法惯例在一定限度内是能够担负此项重任的。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J].开放时代，2009，(12).政治宪法论者也有类似的主张，虽然其论点与本文所讨论的宪法惯例问题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却构成了对宪法规范性的直接挑战，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10-316。不研究惯例的法学教授所探讨的则仅仅是一些悬在稀薄空气中的宪法枝叶……如果没有惯例，立法甚至判例法都是难以理解的。强世功教授并非不了解中国宪法的传统归类，其真正的目的毋宁在于理解中国的政制，这从以下设问即可看出：究竟是怎样一些‘看不见的法律规则支撑着新中国六十年来的政治运作，以至于它在功能上发挥了宪法的作用，构成中国‘看不见的宪法（invisible constitution）、‘隐秘的宪法（secret constitution）甚至‘真正的宪法（real constitution）？[1]11这是要说，中国政治有一套自己的规范秩序，或者说，六十年来的政治运作背后必定有一系列的看不见的法律规则作支撑，就像中国自秦以来，皇权制度的运行也必定有诸多的潜规则支撑着一样，只不过，传统中国的潜规则不构成隐秘的宪法，原因是它没有一部装饰性的宪法。

范进学，张玉洁.宪法法律化：中国法治之未竟事业[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82,83.[15] 参见曹建明等.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1994年12月至1999年4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75.[16] 参见郭道辉.论宪法演变与宪法修改[J].中国法学，1993，（1）：20.需指出的是，作者并没有一味地赞同所有的宪法变迁，而是认为不合宪的宪法演变包括合理与不合理两种，而且要求做出合宪推定的必须是有修宪权和释宪权的国家权力机关。高全喜. 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基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立宪主义思考.（2011-12-19）http://lawinnovation.com/html/fxpd/1022913.shtml.[2] 参见姚岳绒.关于中国宪法渊源的再认识[J].法学，2010，（9）。

[11]21换言之，宪法是从最高位阶的立场来约束统治者。但问题也同样突出，如果所谓中国不成文宪法是个虚假命题，那么，作者的论证就如沙滩上的建筑一样不可靠。只有当这些法律制定出来并有效实施，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才有可能落到实处。[21]概而言之，从文本出发、围绕规范，是宪法学的根基所在。

依据有三：首先，我国拥有一部宪法典，这可说是成文宪法的核心或唯一判断标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中国宪法不能良好实施的秘密所在，但是承认这一事实，并不等于应将政制和宪法的概念混同起来。因而重点就在于认真对待政治惯例。见徐秀义.关于宪法惯例若干问题的思考[J].学术交流，1993，（6）：88. 什么叫宪政不发达和不完善的产物？是指这一惯例本身的不合理？还是指这一做法本就应该规定在宪法之中？如果是前者，它能否称之为宪法惯例，就大可商榷了。

说温和一点，也是有宪法惯例而无宪政。回到中国的语境，若要借鉴政治宪法论，要点不在于大谈什么宪法序言的意义或所谓的政治宪法结构，而是要做到立法真正地出自民意、代表民意，用宪法性法律来盘活宪法典。

[2]4强文也引用这句话，以此来证明惠尔考察的实际上是实效宪法，而不纯粹是宪法文本（如上文所述，惠尔的考查对象并非如此）。[2]14照此，中国属于有宪法典的国家自无疑议，或者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中国当属有成文宪法的国家，而不是非成文宪法国家。

从语词上看，宪法概念有一个语义流变的过程。不过论者的解释却有些奇怪，说这些内容不便于用宪法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用宪法规定，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立法中享有了立法权，这样党的活动与国家的立法活动混为一谈，无法摆正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这种思路的好处很明显，它可以轻松地将那些可疑的宪法惯例和非宪法或超宪法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不成文宪法的框架，从而为现行宪法提供另一种解释。否则，离开宪法和宪法原理，就无所谓‘宪法惯例。这些规则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宪法，以示区别，可将其统称为宪法性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其他机关不得以其政治经济实务，形成宪政惯例，即不得以违宪行为造成既成的宪政事实，取得合宪地位。

二是无法实现，形同具文（如54宪法中的迁徙自由）。但是，从1975年修宪开始，每次修宪都是由中共中央研究、筹备修宪工作，形成共识后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宪建议，论者认为这已经成为了我国宪政史的一个宪法惯例。

[7]戴雪对研究主题进行奥斯丁式的划界，目的是为了阐明严格意义上的宪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法律和惯例之间的关联才是可靠的。[1]16按照这一逻辑，不成文宪法就变成了成文宪法的更高范畴，而非通常的对立关系。

相反，倒是社会-政治宪法论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需要警惕，在这种思维模式中，法律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被给定的表象，真正起作用的是其背后的某些决定性的因素。由此可见，并非所有超宪法规定所引起的宪法在事实上的变迁都属于同一种性质，更不可强行归之为宪法惯例。

[18]这层意思强调的不是违宪审查问题，相反，它认为宪法实施的主渠道应该是通过宪法性立法来对宪法典进行完善，而违宪审查只是在主渠道出现问题时的一种补救措施，是对立法质量的最后把关。中国宪法的核心部分不仅实施良好，而且六十多年来，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宪法惯例。因为规范宪法论从来没有忽视宪法现实对宪法规范的冲击，宪法变迁理论即为明证--前述将任何非规范行为斥之为违宪的立场并非为规范宪法论者所有。七是恶性规定受抵制，丧失功效（如75宪法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样一种性质的宪法，的确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惯例宪法就是一切惯例均可称之为宪法。或要求将其成文化，法治化（李伯超，邹琳.共和国宪法变迁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喻中政治惯例：成文宪法之外的政治习惯法[J].政治与法律，2009，(11)：49-50.[10] 如郭道晖.论宪法演变与宪法修改[J].中国法学，1993，（1）：20。就此而言，戴雪的论述表面上是法律和非法律规则的组合，实际上他的重点却在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9]那么，如何才能判断这些应需而生的惯例是否符合宪法精神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就要避免偷换概念的错误：先将现代意义上的规范宪法等同于政制或古代的宪法概念，然后论证这种政制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惯例，最后在这些惯例前随意地添上宪法修饰语，结果是，宪法惯例一词的原有性质不知不觉被改变了，其所指也不恰当地被扩大了。摘 要：中国是具有宪法典的国家，而没有所谓的不成文宪法。

在政权体系中，在政治生活、政治实践中，它们都要服从于党的领导。应该说，宪法惯例的产生，恰是宪政发达和完善的产物，只不过宪法规范有时干涩刚硬，需要惯例的润滑作用。因而，宪法规范和宪法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构成当代中国最大的宪法难题，在这一难题面前，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极端态度：一是单方面强调宪法规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将任何非规范行为斥之为违宪。但是，我们须谨防过分夸大此二人在宪法惯例问题上的差别。

当然，在现有状况下，也并非完全没有形成宪法惯例的可能，只是从根本上来说，宪法惯例只有在宪法稳定时期才能精确界定，对何为惯例的问题必须有相当的共识和默契，一个有争议的惯例根本就不算惯例。韩大元. 新中国宪法发展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30。

如果说，宪法文本是主权运行的应然规则，那么，政治惯例就是主权运行的实然规则。强文声称要在坚持‘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立场上，具体地、经验地考察中国的政治运作中‘哪些规则实际上发挥着宪法的功能，从而构成中国‘真正的宪法。

六是社会实践发展，突破宪法规定（如88年之前的私营经济和土地使用权问题）。所以，寻求对中国宪法实施问题的解释，最紧要的不是去寻找和确认业已存在哪些宪法惯例，而是要去追问和探求是否存在宪法惯例发展的土壤和机制，否则，在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都无法有效实施的地方，去挖掘那些可疑的宪法惯例、探讨如何促成其向宪法典的转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问题，害莫大焉。